編者按：小編為大家收集了“高中政治學習方法：“合作主義”的哲學基礎”，供大家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合作主義是行動哲學。它不僅是一種政治經濟模式，更是一種通過重建人與國家的有機聯(lián)系使人復歸為“人”的運動。并不是說研究合作主義哲學沒有意義，通過這種考察，我們不僅能夠清楚了解合作主義的思想源頭，還能將它置于更堅實的基礎——科學的哲學——系統(tǒng)論之上。
合作主義哲學是建筑在系統(tǒng)論之上的有機世界觀。在上個世紀中后期系統(tǒng)哲學出現(xiàn)之前合作主義誕生于歐洲最深厚的文化土壤上絕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天主教勢力、現(xiàn)代工人運動和黑格爾哲學在歐洲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正是天主教關于現(xiàn)代經濟社會問題的觀點、職團主義和國家有機說構成了合作主義的三大思想源頭。
談到天主教關于現(xiàn)代經濟社會的觀點，我們不得不提及美因茨主教馮。凱特爾男爵(BaronvonKetteler1811-1877)，正是在這位德國貴族的影響下教皇利奧十三世(LeoXIII1810-1903)于1891年5月15日發(fā)布了《新事物》(Rerumnovarum)通諭。《新事物》通諭也稱《勞工通諭》，這份意義深遠的天主教官方文件既譴責了資本主義社會少數(shù)人對多數(shù)人財產的剝奪和它對財富的亂用，又批評了社會主義，認為它違背了人類固有的財產權力。一方面同情廣大勞工階層的貧困，勸誡富人階層和國家關懷各個階層的共同福利;另一方面反對廢除私有制，反對暴力革命，認為這將危害勞工自身。《新事物》主張資方和勞方真誠合作、互補不足，并提議工人天主教徒成立天主教工人聯(lián)合會。
馮。凱特爾男爵在他那本著名的《基督教與勞工問題》(DieArbeiterfrageunddasChristenthum)一書中明確指出，資本的無上地位和經濟自由主義是現(xiàn)代社會兩大罪惡之源，二者代表著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勝利，它們將瓦解使人成為有機道德人的所有力量——工人階級先是被分化為原子狀態(tài)，然后被機械的組裝起來。
為了抵制現(xiàn)代社會將工人“原子化”的企圖，馮。凱特爾男爵建議成立包括一個職業(yè)所有成員組成的行會。在回答天主教勞動者團體提出的“天主教工人是否能夠成為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這一問題時，他描繪了這些職業(yè)行會的基本特點，如一定程度的自治，擁有合作榮譽感(corporativehonor)、要建立在道德和信仰的基礎上等等。
在建立職業(yè)工會這一點上，職團主義和馮。凱特爾男爵有相似的地方——正是職團主義者第一次賦予了工會國家職能。二者關鍵的不同在于早期職團主義者是贊成階級斗爭的。一般認為職團主義具有如下特點：
一、認定階級斗爭是現(xiàn)代社會的主要特征，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
二、勞工階級須從雇主的權力，工資制度，和國家的壓迫中獲得解放。
三、工人不可依賴政治行動，必須防止政黨和政府的妥協(xié)，國會出賣勞工的利益;
四、工人要以直接行動，對雇主和國家施以壓力。直接行動的最高形式是革命總罷工;
五、工人的組織，工會的中央權力機構，不能有太大權力;
六、總罷工不能從有力和有錢的工會發(fā)動，需要有革命和戰(zhàn)斗意識的少數(shù)人去推動多數(shù)人;
七、工人只有階級意識，沒有祖國，因此工會必須消除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
八、工會是反資本主義的戰(zhàn)斗機構，是將來社會改造的基礎。職業(yè)工會和經濟代表將替代壓迫性的政治國家。
職團主義最早誕生于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代表人物有拉卡德(HubertLagardelle1875-1958)和索列爾(G.Sorel，1847-1922)。之后職團主義在意大利、西版牙，以及北歐、中南美洲一些國家廣泛傳播。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著名意大利職團主義者如蘭茲洛(AgostinoLanzillo)和比昂基(MicheleBianchi)等在意大利職團國家建立過程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合作主義第三個思想源頭是國家有機說，其代表人物是德國哲學家費希特(J.G.Fichte，1762一1814)和黑格爾(G.w.F.Hege1，1770一1831)。黑格爾認為國家不是被動的機械，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國家有自己的意志，他寫道：“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xiàn)實——作為顯示出來的、自知的實體性意志的倫理精神，這種倫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黑格爾用他極富思辨的語言論證說，離開了國家整體，不存在抽象的個人，國家的普遍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他認為，“國家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的東西，因為它是實體性意志的現(xiàn)實，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的自我意識中具有這種現(xiàn)實性。這個實體性的統(tǒng)一是絕對的不受推動的自身目的，在這個自身目的中自由達到它的最高權利，正如這個最終目的對單個人具有最高權利一樣，成為國家成員是單個人的最高義務。”
站在歷史更高的緯度上，我們已經能夠將合作主義這一偉大思想建筑更堅實的哲學基礎——系統(tǒng)哲學之上——可以毫不夸張的說，系統(tǒng)哲學是亞里士多德時代以來人類知識領域的最偉大革命。在人類文明的早期，哲學是科學的母體，它包含了現(xiàn)代科學觀念的全部萌芽。那時哲學家大都是擁有多方面知識的淵博學者。以亞里士多德為例，他同時是物理學家，動物學家，植物學家，政治學者和邏輯學家等等。
突破中世紀的黑暗，哲學不再是蜷縮在神學腳下的婢女，科學在文藝復興的陽光下開始分展枝葉，哲學的科學化時代開始了!天文學，化學，物理學，生物學，遺傳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諸多學科逐漸發(fā)展成為龐大的學科體系，每一個學科之內又包含著多個分支學科;與此同時，在諸學科的星光下，哲學自己卻顯得黯然無光，甚至走入了純思辨的死胡同。
現(xiàn)代哲學命運的轉折點發(fā)生在20世紀中后期，隨著信息論，控制論，非平衡態(tài)熱力學，協(xié)同學等學科的出現(xiàn)，系統(tǒng)哲學在科學的沃土上獲得了新生。人類開始從研究實體轉向研究關系，從研究局部轉為研究整體，從縱向深入研究轉向學科橫向研究，科學開始了偉大的回歸——回歸它的母體——哲學，通過“科學的哲學化”哲學獲得了堅實的科學基礎。
除了系統(tǒng)論所帶來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革命以及嶄新的非線性發(fā)展觀，系統(tǒng)論最偉大的貢獻在于它確定了國家的科學性質。國家是在生態(tài)系統(tǒng)和社會系統(tǒng)上進化出來的以人為基礎元素的開放自組織系統(tǒng)。它按照系統(tǒng)的普遍邏輯發(fā)展，像所有遠離平衡狀態(tài)的自組織結構一樣，國家具有等級結構，等級控制和自主調節(jié)的特點。
在系統(tǒng)論那里，合作主義重新“發(fā)現(xiàn)”了自我。今天，我們能夠用科學理論證明機械論以及建立在機械論之上的自由主義是錯誤的。系統(tǒng)論發(fā)展中的里程碑式人物，奧地利理論生物學家路德維希。馮。貝塔朗菲(LudeigvonBertalanffy)在其1955年出版的專著《一般系統(tǒng)論》中就曾指出，機械論的觀點是錯誤的，有機體不是機器，不能被分解為諸要素，并采用簡單地相加來說明有機體的屬性;有機體也不是在只有受到刺激時才能反應，否則就靜止不動。他的主要觀點包括：系統(tǒng)觀點，認為有機體都是一個系統(tǒng)，并把系統(tǒng)定義為相互作用的諸要素的復合體;動態(tài)觀點，認為一切生命現(xiàn)象本身都處于積極的活動狀態(tài)，活的東西的基本特征是組織，主張從生物體和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中說明生命的本質，并把生命機體看成是一個能保持動態(tài)穩(wěn)定的系統(tǒng);三是等級觀念，認為各種有機體都是按嚴格的等級組織起來的，生物系統(tǒng)是分等級的，從活的分子到多細胞個體，再到超個體的聚合體，層次分明。
當把貝塔朗菲的系統(tǒng)理論應用到國家這個巨系統(tǒng)的時候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國家不是像原子那樣堆積起來的簡單集合體，國家有自己的控制中心，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動性，這些意志棲息于政治家、藝術家、哲學家、軍人、商業(yè)領袖、及每位國民的心中并通過法律、倫理、教育等形式具體化。國民也不是無區(qū)別的原子，他們是與國家有機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由于個人的天賦和在國家系統(tǒng)中所處的環(huán)境位置不同，國民之間處于等級狀態(tài)，而不可能達到絕對平均狀態(tài)。
系統(tǒng)論是合作主義的思想利劍，它告訴我們有些現(xiàn)在和過去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政治觀念是怎樣的無知和愚蠢。盡管那些觀念聽起來冠冕堂皇，但它們總是將人類沉入冰冷的現(xiàn)實之中，甚至會將人類帶入災難的境地。哲學革命是人類社會變革的先聲與號角，它是人類精神遺傳信息的突變和國家系統(tǒng)中社會文化信息庫的更新。在此意義之上——讓哲學女神成為世界之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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