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嘉錫說：“在事業(yè)上,自己努力的部分我不否認，可是假如沒有老師的啟蒙是不行的。對國內外的老師我都十分想念”。父親盧東啟(1875一1933)，是他的第一位啟蒙老師。開辦私塾“留種園”(相當于幼年古典學校)，執(zhí)教甚嚴，對他的文學素養(yǎng)以及人生觀的形成頗有影響。
盧嘉錫的大學一年級化學老師是張資洪教授，當時任廈門大學理學院院長兼化學系主任。1930年暑假前，盧嘉錫從廈門大學預科理組畢業(yè)，根據業(yè)務上的興趣，他選定升入本科后，主系數學輔系化學。張教授慧眼識英才，囑改主系化學，從而決定了他后來成長為一名化學家?的光輝道路。
盧嘉錫的第三位恩師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薩格登(S．Sugden)教授，是一位物理化學家，由他指導的博土論文“放射性鹵素的化學濃集法”，使盧嘉錫成為世界上在人造放射性領域內最早實際進行定量研究工作和首次成功地分離出放射性高濃縮物的化學家。1939年，國際上在核物理方面的競爭已達白熱化，相對說來核化學的研究有些跟不上，而濃集核反應產物是研究核反應的關鍵步驟。，盧嘉錫的博土論文屬于前沿工作，很可能是與“核機密”有關的一個子課題，薩格登不便于點破而已。
此外，盧嘉錫還受教于英國物理化學家根海姆(E．A.Guggenheim)，聽過他的熱力學和統(tǒng)計熱力學，跟他搞過科研，獲益匪淺。
盧嘉錫于1939年7月博土學位答辯之時正是二戰(zhàn)風云迫近之日，。經薩格登的推薦才使他得以赴美國帕薩迪納(9asadena)加州理工學院，在鮑林(L．Pauling)門下從事博土后研究，安全地度過了二戰(zhàn)歲月。
盧嘉錫受惠于鮑林至深，他向鮑林學習了現代結構化學、單晶x射線衍射技術，氣相電子衍射技術以及治學方法，正是鮑林把他培養(yǎng)成為一名結構化學家。他也跟鮑林及其家人建立了深厚友誼，他曾不只一次地與鮑林家人分享鮑林生日蛋糕。他在這時期發(fā)表了多篇關于電子衍射和x射線結構測定的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論文。鮑林稱盧嘉錫是他的好學生。
人們也許會注意到盧嘉錫在英園博士論文做的是核化學方面的題目，而到美國卻改行從事結構化學研究。筆者曾問：“盧老何不繼續(xù)從事核化學?”他說：“不是沒有那樣的機會，而那樣做的結果就會受到美國方面不許隨時跟家人通訊的限制,日后回國也會遇到麻煩”。而不能回國對他是 不可想象的，他朝思暮想的就是要回國。
他在"知我中華,愛我中華,興我中華”一文中這樣地寫道：“愛國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它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實際內容。祖國是我們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生息繁衍的地方，是我們難以割舍、永遠無法忘懷的根。像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在國外學習和工作8年(1937一1945)之后，為了報效祖國，我毅然放棄國外優(yōu)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回到祖國，在和祖國共同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后，我對自己所作曲人生選擇無怨無悔……幾十年的經歷使我深深地明白了，樹木只有扎根于肥沃的土壤中才能根深葉茂，中國知識分子的根也只有深深地扎根在中國這塊廣闊肥沃的土壤中才能長成參天大樹”。
盧嘉錫有深厚的古典文學根底，；對我國悠久的傳統(tǒng)歷史文化有深刻了解。他具有臺胞和僑胞的雙重身份，又經歷了新舊兩種社會對比，對祖國知之彌深、愛之彌切，所以興我中華之心彌烈。他每日三省吾身，憂國憂民。最近他又把愛國主義精神的主要內容仿照****總書記文章，列出現成格式概括如下64個字：“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勵精圖治,同心同德窮而有志,知難而進,博采眾長，自強不息，抓住機遇，迎接挑戰(zhàn)，積極探索，不驕不躁，立志創(chuàng)業(yè)，振興中華，開拓進取，再創(chuàng)輝煌。
這是他與大家共勉，也是他個人的寫照。
1945年冬，30歲的盧嘉錫滿懷“科學救國”的熱忱回到祖國。他雖是圍內少有的幾位結構學家之一，但彼時國內卻無一架適用于單晶衍射工作的衍射照相機，更不用說單晶衍射儀了，實在無研究結構化學的條件。他只有基本上全身心地投身于教育事業(yè)，受聘于母校廈門大學任化學系教授兼主任，并于1946年和1948年個秋季應浙江大學竺可楨校長和理學院胡剛副院長的邀請到該校講授物理化學、結構化學和量子化學。盧嘉錫的講課繼承了薩格登的清楚明白，鮑林的啟發(fā)性以及古根海姆的深入性；加以他語言生動活潑，妙語驚人，立時成為倍受歡迎的教授，課堂經常爆滿。
盧嘉錫之所以備受歡迎，還因為他為我國首先帶來了鮑林的價鍵學說和物質結構理論，使入耳目一新。但是這種新的理論只有在新中國成立后才能受到重視和發(fā)展。50年代初期，國家為培養(yǎng)物質結構方面的人材，原高教部曾兩次開設物質結構暑假培訓班，第一次由他和唐敖慶主講，第二次又增加了吳征鎧和徐光憲。
如今，大部分在物質結構化學比較有所作為的科學家都受益于這兩次培訓。
1949年10月，廈門市解放，盧嘉錫即被委任廈門大學代校長，從而為廈門大學化學系和使該校躋身于全國重點大學做出了很大貢獻。鑒于他在教學和科研上的貢獻，1955年，不滿40歲的盧嘉錫被原高教部聘任一級教授并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學都委員(現在改稱院土)。
1958年。盧嘉錫奉命離開廈門大學到福州。參加籌建福州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的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他長期任教于廈門大學和福州大學，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特別是對高等學校物質結構的師資和結構化學研究生的培養(yǎng)做出卓越貢獻。過了短短的幾十年，他的學生田昭武、張乾二、梁敬魁是中科院院土；黃金陵、黃錦順、陳創(chuàng)天、羅遵度等也都是知名的專家教授。曾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研究員的朱沉女士(已故)也是他培養(yǎng)出來的，在蛋白質晶體結構方面做了很有分量的工作。他常說：“一個老師假如培養(yǎng)不出幾個比他出色的學生，這個老師就沒有盡到責任”。
原子簇化合物的化學在國外是一個新興的化學領域，在我國曾是一片空白。然而自本世紀70年代起，在盧嘉錫領導下，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合成了數以百計的新型簇合物，在固氮酶活性中心的論斷與模型、過渡金屬類立方烷簇合物合成中的“活性元件組裝”設想，以及一些硫鉬簇合物中類芳香性的研究都走在世界前列，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盧嘉錫在結構化學研究和從事科學領導工作中，能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并注意總結經驗提高到方法論的高度來認識，這是他成功的奧秘。
他在福建物質結構所工作期間，提出并逐步完善五重雙結合的建所思想。即“實驗 為主，理論為輔；化學為主，非化學為輔；結構為主，性能為輔；靜態(tài)為主，動態(tài)為輔；基礎為主，應用為輔”。在實際工作中，既要把握事物的重點，又要注意非重點部分，注意處理好它們之間的辯證統(tǒng)一、相輔相成的關系。正是在這種建所思想指導下，物構所才能得到長足的發(fā)展，辦出自己的特色。
他在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期間(1981一1987)，依據黨中決和國務院關于“科學技術要面向國民經濟建設、國民經濟建設要依*科技進步”的方針，正確解決了面向相依*、基礎和應用的關系，對中國科學院的科研體制進行了大膽的探索性改革，使得中國科學院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得到考驗并健康發(fā)展。
盧嘉錫和蔡元霸在《結構化學研究中若干方法問題》的論文中，提出了研究手段和思維方法中的分析綜合與綜合分析以及從歸納到演繹的辯證關系；以真確號模糊所伏，模糊今真確所倚的深刻哲理。指出精確的相對性和毛估的必要性，以及定性的判據對精確計算的必要性；在結構化學研究中，除了充分運用現代物理手段外，同時要運用辯證唯物論科學思維方法，處理好微觀世界中局部與整體、精確與近似、動態(tài)與靜態(tài)等諸方面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無不閃耀著哲學家的智慧和光芒。
在結構與性能的關系方面，盧嘉錫指出：性能不應只局限于化學性質，現在它的范圍顯然遠遠超出了布特列洛夫時代的原有涵義，性能“全譜”也就難于賦予明確定義，而所謂結構與性能之間的相互關系，也就不應停留于舊的看法，而是可能需要重新理解，有可能和必要考慮和應用物質的某些“性能敏感”的結構特征了。由于科學的新發(fā)展。要測定分子水平的結構已經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反過來，要探討新的不屬于化學學科范圍內的非化學性能，從而充分找出和發(fā)揮它的新作用，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新課題。
盧嘉錫認為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即選擇對部分結構特征特別敏感的某類型宏觀性能作為材料科學的研究對象，可發(fā)展出這類性能對材料中相應部分“性能敏感結構”所要求的“結構判據”，這將成為材料科學的一個“分支”。盧嘉錫的這些新概念和新思想為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指明了方向。這就是說，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物質結構研究所，必須擴大性能“譜”，從更新、更寬的角度來理解性能和結構之間的關系，從而跳出化學性質和化學結構的局限性，來建立我們這個新時代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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