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值隋末戰(zhàn)亂，曾投瓦崗起義軍。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圖籍的洗馬官。 太宗即位，先充諫議大夫，繼任中央行政長官之一的侍中。貞觀十七年正月戊辰（十七）日（643年2月11日）病卒于任。魏征以性格剛直、才識超卓、敢于犯顏直諫著稱。作為太宗的重要輔佐，他曾懇切要求太宗使他充當對治理國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為對皇帝一人盡職的“忠臣”。每進切諫，雖極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動搖，使太宗也為之折服。為了維護和鞏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統(tǒng)治，曾先后陳諫200多次，勸戒唐太宗以歷史的教訓為鑒,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本著“仁義”行事,無一不受到采納。貞觀十三年(639)所上《十漸不克終疏》，在當時和后世都有重要影響。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統(tǒng)，強調(diào)“明德慎罰”，“惟刑之恤”。認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在于德、禮、誠、信：一個明哲的君主，為了移風易俗，不能靠嚴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義；光憑法律來規(guī)范天下人的行為是辦不到的。“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國家之需要有刑罰，比作駕車的人之需要有馬鞭，馬匹盡力跑時，馬鞭便沒有用處；如果人們的行為都合乎仁義，那么刑罰也就沒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罰畢竟是不可少的，他認為法律是國家的權衡，時代的準繩，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輕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執(zhí)法時“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決不可“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否則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訟息”。這一點對君主來說尤其重要。所以在進諫時，他總是特別要求太宗率先嚴格遵守法制以督責臣下。在聽訟理獄方面，他特別強調(diào)“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主”，做到“求實”，而不“飾實”，嚴防獄吏舞文弄法，離開事實去嚴訊旁求，造成冤濫。他自己每奉詔參與尚書省評理疑難案件，都按照這些思想，著眼于大體，公平執(zhí)法，依情理處斷，做到“人人悅服”。
　　魏徵所著有《隋書》的《序論》和梁、陳、齊各書的《總論》，另有《次禮記》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編的《群書治要》（一名《群書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論大都收錄在唐時王方慶所編《魏鄭公諫錄》和吳兢所編《貞觀政要》兩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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